儒与法——天使变魔鬼的真实故事
2019-07-11 23:24 来源:未知
儒与法——天使变魔鬼的真实故事
阳江日报

  我们都知道,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千年传承,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仁义礼智信的。但是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或不深究的是,在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被做了篡改,已经完全不同于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我这里称之为原旨或原旨主义儒家思想。

  提起儒家思想,人们第一个想起的人就是孔子,跟着是孟子、荀子、两程、朱熹、王阳明这些儒家大拿们,但却忘记一个最为重要的人物,这就是周公。

  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摄政七年,提出了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归政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贾谊评价周公: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那么,周公跟儒家思想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问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因为周公不是别人,他正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没有周公,就不会有后来的儒家思想。同时,没有周公,也就不会有周这个朝代和800年的封建联邦制国祚。这个人伟大到这种程度,中华民族的文化跟他可以说是息息相关。我们熟知的孔子,正是孔子正宗的衣钵传人。孔子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在军事上辉煌功业,同时其摄政七年而能还政于成王的罕有的千古美德,淡化了他作为思想家的光辉形象。西周一朝,武王姬发因为早早过世,虽打下天下但并没有对西周江山社稷的稳固做出多少贡献。俗话说,打天下易守天下难,历史上很多朝代包括秦朝都是两朝而终,因此,周朝能够有800国祚,周公在其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果硬是要比较,那么周公跟美国的华盛顿可以有一比,两人都是放着皇帝的位子不做让给别人的。周公设计出优异的封建联邦制社会制度,其概括有二,其一曰裂土分封,其二曰封建礼制,把封建制度文明推向高峰。后600年孔子所哀叹“礼崩乐坏”的所谓“礼”,就是周公制定的礼制。

  周灭商后,周天子分封天下,将土地和连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贵族,让他们建立自己的领地,拱卫王室。《荀子·儒效》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最值得一提的是,前朝遗族竟然也获得了分封,如微子获封宋国。在这之后非姬姓的诸侯国越来越多,原因是分封已经作为一种奖赏手段,衰弱的周王室欲藉此获得更多的支持。如护驾周平王东迁的秦襄公。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进攻镐京,袭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秦襄公以兵救周。周平王东迁,秦襄公出兵护送。东迁后,周平王把王室无力控制的岐山以西的土地赐予秦国,自此秦国开始成为西周的诸侯国。诸如此类性质的分封在东周较多,这一方面使得各诸侯之间得以不断平衡力量,有利于苟延残喘的周王室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彰显封建联邦制度的优越性,增加了朝廷的向心力,对以周王室为共主的周王朝不断地增扩土地、拓展势力范围起到决定性作用。整个中国,直至今天,还是以周王朝时的天下为中心区域的。 东西周近800年国祚,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无论是裂土分封还是礼乐天下,都是周公奠定的基础,所谓良好的开端成功的一半。深究其竟,裂土分封和礼乐天下的思想基础就是儒家思想。只是当时的周公忙于国事而无暇去搞这些形而上的东西,从而给后世的孔孟留下工作、并因这个工作成为宗师的空间。可以说,整个东西周近800年,其官方思想都是儒家思想,到了孔子时,虽哀叹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周王室衰落、儒家思想式微,但毋庸置疑的是它还是官方思想,只是并没有称之为“儒家思想”。实质上,在很多枝节上也与孔孟荀思想不完全一样,毕竟数百年过去了,但主干是不变的!孔子向往的王道乐土就是周公时代的社会,在一个个诸侯雄起、轻视周王室,尤其是诸子百家思想并起,进一步动摇官方思想和民间价值观,眼见着天下大乱,孔子坐不住了,开始站出来说话。

  从周公到孔子,其间约600年历史,其中的国家思想就是地道正宗的儒家思想,只是当时不这么称谓,也没有把“思想”提升到很高的地位。那时候官方思想的核心就是儒家思想,周公用他的一切所作所为淋漓尽致地诠释了这个思想,包括裂土分封、还政成王、治乱安邦、制定礼制,等等,其深层次就是仁而爱人、仁义礼智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这些核心的思想。从周公制定的官方思想,到孔孟荀思想,儒家思想不但跃出历史水面,而且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到反对性本善主张性本恶的荀子为止,儒家思想都是独立的、不依附于君主的,一言不合可以拂袖而去;孔孟荀儒家思想是对官方思想的继承和升华,虽然在孟子和荀子之间很多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甚至自相矛盾。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儒家思想最核心的“仁”,在周公是践行于安邦治国的,他实施仁政的对象除了嫡亲、宗亲还有功臣,甚至前朝遗族。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从反面阐明了仁及爱人的思想。到了孟子,骇世惊俗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充分说明了儒家可贵的、与时俱进的民本思想;再到荀子的“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和后世的三纲是完全相反的,这在那个时代真的殊为难得可贵!这些人虽然有做官的志向,或美言为效力朝廷,但绝不像后世那些个文人学子依附君王,没有独立人格和见解。应该说,不仅仅是儒家,诸子百家中的大多数学子都能很好地做到学术及人格独立,他们的身份往往是君王师,地位是崇高的。

  我们知道,东汉以后释儒道合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儒家最后出现的一位大师,荀子的思想已然和道家合流,其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尤其是内圣外王也是老庄相和的,而这一点,孔子(曾子)早以“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与其相和。因此,诸子百家这几支大宗,虽然各自独立,也会交集。

  为什么会说到道家呢?因为下面我们要提及法家,同样,法家与道家也有一定交集。儒家与法家也有交集,如荀子的两个著名的学生李斯韩非都是法家。而正因为有了某些交集,天使才有被变成魔鬼前提条件,这是后话。接着说法家的渊源。从百度法家开始。

  。其思想源头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法家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那就是现实主义,讲求实效,这与儒家的理想主义大相径庭!从上述一系列人物名称我们可以看出,法家人物基本都是从政的,并且大都位高权重。拥有显爵的地位可以使得他们能够充分实践自己的主张。除了独立出去的商家(管仲)、兵家(吴起、乐毅)外,概括起来法家非常重要的三位人物就是商鞅、申不害、慎到,他们的重要在于他们的思想和践行一体化,最后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韩非因其成就位列“子”位,史称韩非子、韩子。韩非将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商鞅的“法”紧密结合,系统化发展法家学说。韩非是韩国的王公贵族,但是他的学说不被当时的韩王所采纳。在悲愤之下,写出了《

  》、《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后来这些著作传到了秦国,秦王政看完后,发出了“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韩非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做过大官并死于同类之手的法家巨匠,虽然在生前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把法家思想、学说进一步发展,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可以说,到秦始皇一统天下,法家也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历程,从商鞅变法的公元前350年算,有约130年历史。如果从其他国家的法家如管仲时期算,那就约有500年历史。整个春秋战国,法家在秦国得了正果,这与秦国诸代君主重用不间断地法家、与秦始皇这个领导

  有很大关系。究其范围,法家不仅仅活跃在秦国,在很多国家都有过治理国家的辉煌成就,如姬侨在郑国、李悝在魏国、申不害在韩国、剧辛在赵国,等等,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法家与儒家在古今问题上持相反观点,儒家厚古薄今,法家反对因循守旧,具有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上面这一段法家历史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法家绝不是一朝得势,而是有数百年经验和思想的积淀。这一点说明一种成功的思想,绝不会简简单单、一蹴而就,不会有撞大运的事情。作为儒家思想,800年周朝江山证明它是有强大生命力的。说句不好听的话,无论是孔孟还是荀况,都是周公的“不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周公奠定的儒家思想是周王朝的官方思想,后世如果得以有周公这样大能的人,完全是可以推陈出新的,以崭新的新儒家思想和强有力的治国手段延续国家的统治,而不会有法家及诸子百家的生存空间。但可惜的是,孔孟都是纸上谈兵之人,不是认不清现实,就是过于理想化,导致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完败于法家。 当然,这与孔孟荀都不是政府有关。说到这里,有两个地方站不住脚,一个是即使孔孟荀有显爵的地位,很可能因其才学品行和个性也无法施政或干不长久,其二,那些个如狼似虎的法家大多都是靠个人奋斗从一文不名的“流浪汉”干起来的,并不是生来就是宰相上卿!我们知道鲁定公14年,孔丘任鲁国大司寇,代理宰相,上任后7日就把少正卯以“君子之诛”杀死在两观的东观之下,并曝尸3日。孔丘回答子贡等的疑问时说:少正卯是“小人之

  ”,一身兼有“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五种恶劣品性,这让我想起一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套用一句老话,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接上上面关于法家与道家交集的话。我们知道,孔子问道老子,后世释儒道成为一家,那么法家与道家的交集在哪里呢?韩非在其《韩非子》里面有《解老》与《喻老》两篇,直述自己思想源自于老子,

  道是变化的,天地是变化的,人是变化的,社会是变化的,治理社会的方式方法也是变化的。但道也有相应的稳定性,这个稳定,就是人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在现实中就是法。究其原理就是法与道都尊重自然,尊重现实,尊重变化(易),法与道都以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而拒绝空想、幻想、理想主义。韩非之学出于儒家荀子,而成为法家,又归本于道家,所谓三家归法,在韩非这里是法家赢了。其最高理想为“君无为,法无不为”,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民但而守法,上下无为而天下治。有人说韩非学说过于尊君,为后世所诟病。这句话显然就是外行话。什么叫做“过于尊君”,整个法家思想就是彻头彻尾的帝王御用思想,从管仲商鞅开始,到李斯韩非结束,其不变的宗旨就是为帝王服务,即使在初成帝制的秦始皇年代,法家思想也让他不立皇后更不立太子,也就导致后面给赵高钻了空子立胡亥为太子,从而导致秦国早夭,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那么儒家有什么不同呢?儒家也是为君王服务的,它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关系,儒家的服务对象不限于君王一人,而是服务整个封建联邦制所有成员,包括大小诸侯和公顷士大夫阶层,也包括贵族阶层的最底层,士。其实整个春秋战国可以说就是无权无势无财产无地位的士造就的。这就是封建联邦制的魅力,其自由空间更是造就了至今无法超越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同样尊君,法家和儒家截然不同,帝制和封建制南辕北辙,从封建到帝制,是自由的大,是文明的大。

  韩非子所推导的法术势,深得嬴政激赏,但其中的高难度手段不是所有帝王可以从心所欲地掌握和施展。正因为帝制机器需要高手中的高手才能驾驭,所以大多数帝王是不能够用好法术势这高智商的游戏。最后,法家思想导致的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并且从法家思想诞生的一开始,它就走下庙堂,走向人间百姓,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自觉地运用法家思想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厚黑学这样的理论,还是无毒不丈夫这样的古训,都深入每个国人的心灵深处,虽然没有任何理论把握,但实际生活中用起来是无师自通,这有赖于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承和每时每刻的言传身教。帝制在中华大地两千余年,有赖于法家思想的不断更新,这种更新是在对儒家思想不断篡改中得以实现的。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正如今天道德秩序有别于法律法规一样,礼制在那个时代有别于刑律,没有强制性约束条件,靠的是价值认同、监督,总之靠社会力量维系礼制秩序。擒贼擒王,孔子尤其强调礼制中最基本的人伦秩序,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就是仁爱;臣僚要有臣僚的样子,那就是衷心;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那就是慈爱;子女要有子女的样子,那就是孝敬。他认为,做到这些最基本的,天下就会安定和谐。而恰恰就是这个观点被西汉董仲舒先生巧妙篡改,变成了一直运行到20世纪长达两千多年的三纲,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是一个赤裸裸的法家规定,在这个规定中,儿子要听老子的,老婆要听丈夫的,臣僚要听君主的,最终我们不难发现,所有人最终都要听命于皇上。这个意思跟孔子的“君臣父子”完全是南辕北辙。

  定公问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什么意思?就是说臣僚对君主的衷心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首先君主要以礼待臣。而绝不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才是奴才思想,不是儒家思想,是极端化的法家思想,应该是董仲舒之后儒家被移花接木之后的“儒家思想”了。

  再说孟子。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齐宣王又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句话说得比前面“民贵君轻”更决绝,认为暴君可诛!——这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才是秦始皇坑儒的真正原因所在吧!因为儒家从来不会跪着跟君主说话!汉武帝采纳的是儒术,是董仲舒篡改后的儒家思想,也就是披着儒家外体的法家思想!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最终走向天下一统,这样,在禁锢思想中,秦始皇完成帝制在中华民族的首次登场。如果说,春秋战国没有最终一统,或者说周朝能够再有上百年的江山,也许历史会让儒家思想走得更远一些。因为孟子走得够远了,都可以“诛一夫”,这其实是一种超越所谓民本思想的思想,甚至可以称之为思想!所谓合则留不合则去。我们知道在诗经《硕鼠》中,有“逝将去汝,爰得我所”之言,但天下哪儿能有可供

  适彼的“乐土”呢?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所以可以诛一夫。在孟子之后约50年的荀子,已然将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做了对接,让其从孟子的理想主义高岸走向现实主义低谷,但最终仍没有渠道走入的广阔天地,历史让儒家思想与思想彻底失之交臂。最终,法家得以完胜!从韩非子悲剧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韩非子充其量就是一个理论上的法家,而绝不是行动上的法家,如果他真的会使用发家的手段,他不会死得如此风轻云淡。而李斯呢,从仓鼠厕鼠开始,到害死同学,在到与赵高沆瀣一气,比较完美地演绎了表里如一的法家人生。不管是否奇怪、是否遗憾,这就是真实的历史。说到董仲舒,就已经点题了,从三纲五常成为治国儒术后,法家就把天使变成了魔鬼。为什么是魔鬼呢?因为它让井然有序的封建礼制转变为唯君王的御用统治工具,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但它的方向也是向上或维上的,最后天下苍生都是这伙人吸血的对象。这个魔鬼让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直到今天仍不能逃脱其掌控。大多国人都有帝王梦,无论他们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他们都在一幅幅奴才相下包藏着一颗鲜活而永恒的帝王心。法家思想就是维君思想,是寡头制的家天下思想。从董某人后,唐宋元明清一路下来,儒家思想被不断地断章取义、拼凑在法家外表,从坐着到站着,从站着到跪着,一直到清朝,儒家全变成口称奴才的没有气节没有骨头的君王们的私物。 这与先秦意气风发的孔孟之徒们哪里是一个物种呢?悲乎!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高岸为谷的劫数!让魔鬼钻入天使的心灵最终让我们这个早慧的民族走入数千年的帝制白夜!!!董仲舒后,两程、朱熹、王阳明,没有一人能够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儒家思想,就成为冬虫夏草一样的怪物,然而,们没有不喜欢这个怪物的,这就是它得以生存的缘由。而法家本身,则没有什么变化,甚至不被提起,因为它早早就化入帝制的各种制度里,可以说帝制本身就是它的外化。然而,儒家这个天使也是有残疾的,武王伐纣,是任何一位儒家贤哲无法自说其圆的短板。你倡导君臣父子礼制,怎么你自己却以臣伐君呢?敬鬼神而远之的孔子同样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孟子的说法是诛一夫,就是可以杀死的意思。那么,留给后人的法宝是什么呢?就是我想灭掉某某时,不管他是不是妖魔鬼怪,我都可以把他妖魔化,然后告知天下我是为民除害!事实上,历史上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无一不是这样操作的!这是自奉高洁的儒家大师们始料不及的。似乎无懈可击的礼制就是从《誓》,从武王伐纣被生生撕开一道血淋淋的豁口,血流漂杵之下,法家的船得以远航!也许,这个巨大的无法自说其圆的伤口恰恰就是儒法两家对接的接口呢!

  理想主义同时让儒家走向伪君子的境地。“神州大地尽伪君”是世世代代中华民族真实写照。君子太高大上,做不了君子,但也决不能做小人,小人太卑劣,那么只有做伪君子。世世代代,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伪君子,他们中有大伪者有小伪者。这一个“伪”字也许也是儒法两家的对接接口。儒家的理想主义很容易走向虚无或反面。

  不过不要紧,法家在底下兜着底呢。从礼尚往来的礼制礼教的礼,都能变成礼品送礼的礼,你说这两家不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吗?战国后期,荀子看出理想主义的尴尬,所以一直反对孟子的很多主张,包括性本善,主张化性起伪,同时重视礼与法。荀子是儒家思想独立于君王之外的绝唱,之后,儒家思想就变为依附于帝王家的宠物了。

  事实上,周公让国的切实之举才是让有周一朝得以有800年国祚的主因。历史什么都缺,唯独不缺明眼人。你满嘴仁义道德,不也是以臣弑君的乱臣贼子吗?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全是狗屁!这是儒家永远无法自说其圆的短板。事实上,春秋战国五六百年奔走诸国一心一意谋求功名的士人们可以说没有一个遵循礼制的。如果遵循礼制,应该去侍奉周天子,而不是有奶就是娘,谁给好处给谁干!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家所有的宗师们也都周游列国,到处谋求功名。

  今天,我们说儒家与法家,谁是谁非不是我们的结论,没有意义。对我们有意义的是要大胆剔除董仲舒后又臭又长的两千多年所谓法家化儒家思想,保真被秦始皇“坑”的先秦儒家巨匠们的思想。时代进入帝制,它们或被湮没或被篡改,但明珠投暗不掩其辉,我们要从其中找出更多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贵君轻”、“从道不从君”、“诛一夫”这样光辉的、人性化的甚至有倾向的伟大思想,结合西方民族思想,创造出真正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时代思想。而不是像劣等民族一样智慧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不管合适不合适,拿来就用,如果用于思想就过于单纯化,更把自身的“金银财宝”丢于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