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考古·首师大论坛”纪要(上)
2019-04-21 10:08 来源:未知
“手工业考古·首师大论坛”纪要(上)
阳江日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当下操作链理论研究的学术背景,认为技术、产业、社会是密不可分的三个单元,其中技术是核心,产业是技术的平台。继而通过对产业经济学的认识,提出“产业链”的新思维,并以青铜冶铸业为例详细解释了“产业链”理论对于手工业考古的促进作用。白先生认为从宏观上研究古代手工业的时候,用“操作链”理论研究工艺、技术、流程没问题,但研究不同手工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手工业的时候,“产业链”理论可能更为适合。且对跨地域的整个手工业的研究,对研究产业结构或者说大产业布局非常有指导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明孔研究员的报告,从《中华大典•工业典》的编写谈起,认为传统手工业的研究未重视相关的考古资料,在当下追求大数据的时代我们面临数据是否准确性的难题,文献资料对传统手工业的研究仍不全面,应从考古资料上下大工夫。

  西北工业大学材料与考古研究中心杨军昌教授通过现代技术方法的有效介入,记录了更多更全面的原始信息,揭示了更多的技术细节,尤其是出土文物材料与古代工艺信息。新技术方法的有效介入,一方面使得出土珍贵文物本体得以有效保护,另一方面这些信息也为考古学全面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性资料。并以他主持的隋炀帝萧后冠的实验室考古与保护项目的案列展现了运用现代技术揭示古代手工业技术细节的特点。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以良渚古城反山王陵核心墓葬M12出土的良渚文化大琮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分析琮的四个直槽上下两幅共八幅微雕神像的图像结构,发现细部差异明显。完整的神像遵循基本的格局,图像构成元素和结构有基本的范式,但是在重要元素雕琢上各有差异,遂判断至少有四人参与了八幅神像的雕琢。大琮的其他部位刻纹比较,如弦纹组之间的填刻、节面的兽面大眼、节面的神鸟形象等。M12其他雕琢神像的玉器,如大玉钺、豪华权杖瑁镦、圆柱形器等的比较,甚至反山王陵的其他墓葬刻纹玉器的比较,还有待进一步工作。

  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员以上古中国的几次文化扩张为报告切入点,以陶器为观察对象,提出这些扩张是同一面貌陶器固有人群对异域的全面侵占和对其他族群的灭绝?还是被占领区族群对上述文化、器物的接受这样的问题,对考古学文化、上古文化共同体、共同体直到国家形成过程中,陶器生产技术和陶器的使用所产生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在陶器生产中还产生了附带值,如高温窑炉催化了高温瓷器,青铜器的冶炼使中国进入王国时期,铁器的冶炼使中国进入帝国时期。瓷器从“无贵贱通用之”到贡窑,再到瓷器外销,是国家形成中的见证者。最后,王光尧认为今天赖以区分考古学文化的陶器,表象上是不同面貌的陶器使用区域的扩大和融合,代表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传播与影响,但在本质上则说明不同人群对同样面貌的陶器的使用或者对同一的认同,促成了群或体的扩大,最终形成了古代的中国。

  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通过田野考察资料,总结了中原、西北、东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先秦青铜冶金遗址的阶段性成果。晋南地区主要有垣曲口头、垣曲河西、闻喜刘家庄、绛县西无壁、绛县柿树林、绛县小张、绛县新庄、闻喜千金耙等存在龙山文化至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冶金遗址;河西地区有张掖西城驿、金塔县火石梁、缸缸洼、二道梁、白山堂等,玉门古董滩、沙沟梁,敦煌的西土沟,瓜州兔葫芦;辽西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冶金遗址为牛梁河冶炼遗址群、赤峰翁旗尖子山遗址等;青铜时代晚期的冶金遗址有翁牛特旗大营子冶金遗址、敖汉旗周家冶炼遗址等;长江下游则以皖江流域、九江地区为主要的铜矿带附近有冶金遗址的发现。不同地区青铜产业格局有共性也有不同,采矿、冶炼遗址分离是共性,中原与晋南存在分级现象,河西与长江中游地区有锡砷等资源与炼铜遗址结合的现象,辽西遗址内涵相同,无等级差别。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苏荣誉研究员借用操作链的概念与视角,根据考古报告和相关地区出土遗物,对老牛坡青铜器和冶铸铜遗物的分析,认为老牛坡的冶铜遗址很特殊,有悖于冶炼在矿山的惯例,并且铸铜遗物十分简单,数量很少,既缺乏大量相关的证据链,也缺乏对出土铸范的科学研究,难以证明范被用于铸铜且在当地使用。对遗物的认知还需大量的实验研究才可深化。而所出的青铜器明显有南方风格器物,可以认为是长江流域作坊生产而输入之品。最后结合国内冶金考古现状,提出冶金考古需要解决和探讨的问题与方法。

  四川大学李映福教授从“南方丝绸之路”的走向,沿线金属矿产的文献记载、冶金遗址、金属产品与冶金技术体系四个方面汇报了西南地区冶金手工业的区域特点。首先,通过文献资料考证了“西南丝绸之路”起点周围的金属矿产存在铁矿、铜矿等资源;其次以蒲江四面山古矿洞和铁牛村冶铁遗址、古石山冶炼炒铜遗址、汉源铜山遗址、洪雅瓦屋山铜矿遗址、西昌黄莲关采冶铸遗址等遗址为例,详细介绍了发掘情况;然后分析出土的金属产品,将“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器物分为“中原系”和“非中原系”,并且通过遗址展示了“中原系”的炒炼技术;最后以“资源技术社会”的视角,通过青铜器的生产与使用观察西南地区早期文明与社会形态,通过铁器生产与使用考察西南地区“汉化”的社会发展进程。

  北京大学秦大树教授首先梳理了定窑贡御的文献,并根据定窑遗址的考古情况,说明定窑的贡御方式是官府向生产技术较高的作坊订购贡御瓷器的方式,与汝窑的置场专门生产贡御瓷器的方式不同。且宋代定窑的精细白瓷与南方的青白瓷是士大夫清雅艺术所追逐的产品,而并非以往学者所说的“尤尚青色”。(撰稿:王馨华/朱雪峰 审校:钱益汇)

  论坛第二组的主题为“手工业遗产保护与传承”,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张剑葳和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李光涵共同主持。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奚雪松首先审视了在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大量乡村面临的人口空心化、衰败甚至消亡的问题,而“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等政府的保护政策和举措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一些乡村沦为任务盲目者与工程狂热者的牺牲品,文化遗产破坏严重。虽然“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发展乡村旅游,旅游是乡村扶贫的重要途径,但发言人指出仅依靠旅游是不行的,唯有解决乡村的产业问题,才能带动乡村发展。发言人介绍了他在浙江中部山区榉溪村的保护实践,通过发动当地妇女将传统织绣手工业转化为产品、商品,赋予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并通过传统手工业的产业化连接乡村和城市。最后,发言人希望通过正在开展的“手工的村落”乡土保护实践行动,从“环境美村、文化兴村、产业富村、贤能强村”四个角度探讨一种在新贤能引领下非遗带动的乡村复兴途径。

  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的李光涵主任首先介绍了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及该项目的背景。自2016年起,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与北京舆图工作室在贵州省榕江县的大利村合作进行传统纺织手工艺保护项目,旨在保护当地侗族的纺织技艺,鼓励留守的侗族妇女在村寨里进行经济生产,为当地的女性纺织手工艺人提供一种可持续的谋生方法。大利侗寨选址环境有着自然防御性,相对与世隔绝。因此当地妇女仍然保存着使用自己种植的棉花和靛蓝染料进行编织、染布及刺绣的工艺,但是其用途基本为本人或家庭使用。在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并且随着年轻一代的外出求学务工与迁移,家庭手工生产制作的纺织品、传统服饰等日趋没落,传统的手工技艺愈发难以传承,这一手工艺形式面临着失传的困境。且目前村落中的纺织品输出未能达到成系统的商业化程度,用途有限,也难以触及到更广泛的外部受众。通过现代设计手段对传统纺织手工艺进行创新,为当地妇女提供一个了解商业、当代设计以及合作社运营模式的机会。

  中央民族大学袁凯铮首先解释了成本疾病的概念:生产率相对快速增长的进步部门将导致停滞部门出现相对成本的不断上升,并认为这种现象也存在于文化遗产保护行业,并通过介绍2005年、2015年对昌都铜佛像工匠群的调查,反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问题。地区的铜佛像制作活动代表着藏族宗教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过去十年,藏族传统铜像制作技艺成为受到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全社会对于传统手工技艺的重视超过了以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推行,是一个“赋能”的过程。东部的“昌都工匠群”是中部地区最主要的铜佛像制作工匠群体。其制作铜像的技艺仍保持着传统的样貌,尤其在锻打工艺和砂型铸造工艺两方面具有特色。工匠组织内部的技艺传承以家庭的亲缘关系为纽带,舅舅传艺给外甥的情况较为常见。伴随着“非遗”保护的推行,过去十年,传统砂型铸造方法式微并趋于消亡,引进现代失蜡法铸造技术却并不成功,锻打雕刻制作工艺重要性提升,并更加依赖佛教寺院高端市场的订货需求。成本疾病的诅咒导致的传统手工技艺生产成本上升会持续下去。对抗成本疾病是一项对抗规律的艰难任务,发言人希望从政府、市场、群众、学者四个群体中寻求解决方案。

  首都师范大学的员雅丽老师首先介绍了北齐韩祖念墓的地理位置与发掘情况。北齐韩祖念墓位于山西太原市北郊区小井峪乡小井峪村,古时此地为晋阳城。晋阳城是北齐的军事中心,在晋阳陆续发现有、贵族、军事将领的墓葬,北齐大将军韩祖念墓便属于其中之一,墓出土了22 件鎏金铜器和金银器。利用无线显微镜、X射线荧光能谱仪等科技手段,对这些器物的铜器成分、鎏金层等方面进行了无损科学分析。研究表明,22件铜器包括18件Cu-Sn-Pb合金,2件Cu-Sn合金,1件Au-Ag-Cu合金,铜器中多含有铁、锑元素,与使用的矿料和冶炼的技术水平有关。鎏金铜器均为铸造而成,然后采用金汞齐表面热处理,金银器在技术和风格上均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影响,如金首饰采用了金珠装饰工艺。铜器器形和制作工艺均为本地特色,部分鎏金工艺并未有效阻止锈蚀。鎏金层和基体之间能够产生锈蚀,导致鎏金层脱落。孔隙率与鎏金层厚度成反比,同时受到工艺影响,压亮工序不够到位也容易产生孔隙率增加。研究成果为全面了解北齐时期金属器制作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北京大学的助理教授张剑葳首先从我国金属建筑的历史和分布情况谈起,作为其栗氏金火匠人家族研究的背景。栗氏金火匠人是明代山西泽州阳城县润城镇(古称“小城镇”)著名的金火匠家族,留有铁钟、铁塔、铁醮炉、铁人、铁狮子、铜神像等金属作品。根据近年实地踏查收集的上述遗物,从其铭文信息中整理出第八至第十二代栗氏匠人的姓名,及其作品的分布区域,结合文献梳理出栗氏家族及其技艺、作品发展的大致情况。明永乐年间,栗氏家族中的“金火大鑑”栗景诚带领一支族人“奉工部勘合”,迁至平阳府襄陵县,此后在晋南和黄河对岸的陕西都留下了金属作品。目证出第八至十二代栗氏匠人活跃于明嘉靖、万历年间,而万历年间也是金属艺术制品大量制造和存世的时代,除了栗氏匠人,也还有很多金火匠人的信息留存至今。通过对比斗拱的区别,可以发现另一组匠人为晋阳陈氏。中国建筑史上,大量建筑工匠的信息容易随着建筑本体的灭失,或构件的替换而轶失(尤其大木工匠),少量可能随金石史料保存至今。手工业其他部门也有这种情况。唯有金火匠人,其姓名常留有铭文,可能随作品传世。如能加以系统考察,就为研究其世系和相关活动提供了条件,使得我们有可能透物见人,看到更丰富的历史社会活动,也为我们理解这些物质遗产之间的关联提供更深入的信息。

  首都博物馆馆员赵瑞廷和彭淼淼对明代定陵万历墓出土的部分金器的合金成分利用XRF进行无损检测,并分析其现象,研究认为这些现象与匠人加工合金的工艺有着必然的联系。金器加工的花丝工艺,利用体视显微数字图像,也得到了明晰的解读,并且不同的器物其工艺截然不同。如金环玉兔耳坠,其底部用黄金底片与金圈焊接而成,金圈工艺为热拔丝,从残留痕迹可以判断出来。根据成分比例分析发现,黄金制品并没有采用纯金,其中的白银成分能有效提升器物的耐久性。如金托玉爵,其底部圆盘金托使用了用磨轧工艺,圆盘中间的圆点是圆规的中心。如金盖金托玉碗,此器由玉碗、金碗盖、金托盘三部分组成,金托盘的五爪龙使用了錾刻工艺,底部加工时破裂,匠人用角钢状金片补救,目前可见有掉落。如花丝镂空金盒玉盂,使用龙骨工艺固定柔软的金丝,也具有内部龙骨,焊接部分剪开错位焊接。又如金扣玉带板,采用了祖母绿中空的金托,金镶爪采取了焊接工艺。以上器物的工艺,在明代皇家器物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从实物的角度以科技手段解读其工艺更具有实证意义。(撰稿:于觐诚 图:王维龙 审校:范佳翎)

  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的胡继忠先生从对大河村遗址规模、房屋及对手工业制品的考古学观察入手,介绍了大河村遗址的基本情况,详细阐述了各手工业种类,包括石器、玉器、陶器、骨角器、牙器、蚌器等多种制品,认为大河村先民在仰韶文化时期创造了发达的原始手工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的种类增多、制作工艺的提高。手工业制作技术的复杂化、精细化,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能够脱离农业生产,投入到手工业的加工制作之中,史前时期的手工业逐步由原始走向专业。在介绍中,胡继忠先生通过对手工业制品及其工艺流程的分析,在追溯其工艺承续及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总结出手工业制造特色,并结合馆内实际对史前手工业的展示方式及设计进行了合理设想。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杨兆凯先生通过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房山实验考古基地和长岛实验考古基地举行史前建筑复原工作营相关工作的总结,整理出一套明确的史前建筑实验考古方法。史前建筑研究对于揭示中国建筑遗产的特征形成和演进有着重要意义,随着20世纪以来相关考古发现的大量累积,前辈考古和建筑学人均对史前建筑和聚落遗址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和阐释。杨兆凯详细阐述了实验考古对史前建筑史建构的意义,围绕两期实验考古活动,即八里岗仰韶时期排房F71和长岛北庄F39的复原建造,记录、评估并重新审视了史前建筑及史前建造活动,从营造视角探讨了史前建筑的方案设计、施工组织和工程做法等问题,结合营造实例对中国或东亚建筑史中的“横架”“纵架”体系给予评析,同时对实验考古的潜力和局限性进行了有益反思。

  北京联合大学的武家璧老师在主题发言中从“通感”、“移情”等实验心理学的角度,详细探讨了手工业技术规范中遵循的多种原则及其文化内涵。以《周礼•考工记》中编钟、编磬的簨簴为例,“乐器所悬横曰簨(筍),植曰虡,钟虡饰以蠃属(浅毛兽虎豹等),磬虡饰以羽属(鸟类), 横筍则饰以鳞属(龙蛇类)”,所欲达到的效果是“击其所悬而由其虡鸣”,即打击乐器时声音好像是从筍虡上的雕塑动物中发出来的。这种“复合感觉”的效果是出于“贵野声”的背景,即尊崇自然之声而贱乐声的审美观念。此外,工匠设计筍簴的形式时,首先应当遵循“于声相宜”的原则,根据制作对象及适用场合的不同而进行适宜的设计制作;其次还要做到“匪(彩)色 似鸣、若备其声”。曾侯乙墓出土的钟虡铜人、鹤架磬等,证实《考工记》所记不诬。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从手工业技术规范中可见一斑。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国梁先生以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例,从城市和青铜时代的概念介绍入手,就中国早期青铜时代手工业的“工商食官”制度发表了主题演讲。公元前三千纪晚段,以良渚、石峁、陶寺为代表的大型城邑出现,这是青铜时代早期城市的预演。之后随着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超大型聚落和核心文化的登场,中原地区进入了广域王权的国家阶段。陈国梁先生明确指出,在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处工必就官府”和“工商食官”制度,手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与城市和核心型文化出现背景一致,手工业发展也与核心型文化的出现和拓展步调相同。在拓展过程中,广域王权国家形成,资源获取的途径更广泛、社会组织实现转型,专业分工更趋精细,迎合和加剧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的魏嘉臻女士从海昏侯墓出土两件漆笥铭文及相关文献记载入手,介绍了中央少府属官与地方工官的存在、发展及状态。魏嘉臻女士将官营手工业与王国手工业制度及产品相对比,详细分析了工官与地方手工业的关系,以及在这一时期的市场发展状况。魏嘉臻在报告中提出,西汉手工业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地方手工业主导、地方手工业与工官并存、官营手工业主导,但至于其具体的运作形式,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何毓灵老师介绍,殷墟自上世纪初叶发掘以来,已揭露商代晚期的各类型墓葬万座以上,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其中以手工业制品如铜、陶、玉、石、骨、角、牙、 蚌、贝等无机质最为普遍,面对如此发达的物质文明,与之相应的则是大量手工业生产者的存在。在经过对大量相关墓葬的发掘实践和对殷人“居葬合一”制度的分析研究后,何毓灵老师认为这些手工业生产者生前在作坊内进行生产,死后也相对集中埋藏于作坊区附近,即报告所提“工匠墓”。何毓灵老师表示,最终讨论的问题应当是手工业背后的“人”。从事生产的工匠们,最基层的组织单位应是家族,这不仅从墓葬布局、形制、随葬品中能够反映出来,殷墟的甲骨文、金文资料也充分说明这些。家族手工业生产可以很好地解决技术传承问题,同时,也可有效控制技术外流。这一点在殷墟手工业遗迹和西周早期诸侯国遗址如洛邑、宗周的手工业遗迹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北京科技大学的Brett Kaufman从对“Zita”的古迦太基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入手,介绍并分析了从迦太基到的黎波里的古老贸易路线。“Zita”的名字是在19世纪的石碑铭文中发现的,这是一个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迦太基殖民地,也是这条古老贸易路线上的重要历史参考。遗址中发现的拉丁文的石碑记录了一些“Zita”的重要历史事件,包括罗马法庭的建设和翻修等,证实了公元前500年左右迦太基被罗马摧毁并逐渐加以殖民统治的历史。此外,这座古城中还发掘出了一些腓尼基文化遗存。这些发掘成果不仅初步构建了Zita的文化发展历程,还见证了陶瓷、橄榄油和冶金业的蓬勃发展。在罗马的占领下,该遗址的冶金活动持续了大约两个世纪,在公元300年左右逐渐衰落并废弃。(撰稿:鲍杰瑞 图:王维龙 审校:范佳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海涛先生分别介绍了二里头都邑青铜冶铸、制陶、制骨、绿松石器制造、石器制造等多种手工业生产遗存的发现情况,根据这些发现,总结出二里头都邑手工业生产存在大规模作坊和小加工地点两种形式;大规模作坊及围垣作坊区分布较为分散;多处生产地点同时生产多种质地的产品。这些情况反映了二里头早期王朝多种制度初创时的相对不成熟特征。

  他提出了两点问题:第一,二里头都邑发现的手工业作坊种类、数量和资料完备程度均较欠缺。第二,目前对手工业生产的研究不全面、不充分,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工作。他还对未来工作有两点展望:一是手工业遗址要系统钻探,适度发掘。二是手工业考古的研究要更加全面、综合,例如从遗迹构成、功能分区、不同遗址比较等方面进行聚落形态研究;从操作链、生产技术与流程、生产组织和管理、原料来源、产品去向等方向进行手工业考古研究,并扩展到社会史研究的范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详细介绍了丰镐遗址的手工业作坊遗存的主要发现,包括铸铜作坊遗存、制骨作坊遗存和制陶作坊遗存。通过这些发现,总结出对丰镐手工业作坊遗址与都城聚落关系的初步认识,认为铸铜作坊可能具有官营性质,以满足所谓“宗器不鬻”的需要,而制骨作坊和制陶作坊为各家族掌握,或者是由家族内的个人经营。他指明了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的三个方向:1、由个别的具体遗迹现象发掘到聚落考古思维下的整体性作坊遗址发掘。2、由工艺技术研究到社会历史研究,将手工业生产置于社会背景中去探讨其生产组织、分配与交换及其社会功能、意义。3、将手工业作坊遗址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理解,比如商周手工业作坊遗址所反映的中国古代都城特色和、社会结构特点。

  中国国家博物馆李刚先生对山西闻喜县千金耙遗址的发掘概况进行了简述,他指出,千金耙发掘区范围内年代较早的遗存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及二里岗下层、上层文化陶片,亦有少量战国时期陶片及铁器出土;中条山矿物富含高放射性成因铅,其铅同位素比与个别二里头及大量商前期青铜器同类数据分布重叠,推断二里头及早商时期铜矿来源与中条山存在一定的关系;采矿石器形制多样,体量亦有较大差别,表明其用途的多样性。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树祥先生回顾了铜绿山矿冶遗址两个阶段的考古发掘成果,认为该遗址发现的四方塘遗址墓地为研究铜矿采选治的生产管理与人工技术分工提供了新资料。基本弄清还原了铜绿山春秋时期较为完整的矿冶产业链,为研究铜绿山乃至中国古代矿冶的技术流程、生产规模等拓宽了新视野,为认识冶炼水平与铜料流向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发言者也提出了一些相关的学术问题:1、铜绿山始采年代;2、铜绿山与商周文化的关系;3、宋明清焙烧炉反映的技术问题与经营性质问题。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文胜先生收集了大量青铜时代包含“鹿”图像的物质资料,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类,并总结了每一类别的特点。他认为,中原地区鹿图像更多使用在玉器上,是由于丝路贸易产生的现象。青铜时代“鹿”图像存在演变的过程,从纹饰的主体转化为辅助纹饰;从早期使用在单一材质上到战国时期广泛使用在多种材质上;从平面化的纹饰,片状玉雕、版式到立体化的圆雕。他认为,鹿图像是一个游离于礼器范畴外的身份等级符号,是中原与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的产物。

  山东临淄齐故城阚家寨冶铸遗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临淄区文物局联合发掘。作为项目组成员之一,首都师范大学钱益汇教授首先介绍了山东临淄齐故城阚家寨冶铸遗址总体发现及意义,其后重点介绍了所负责的第Ⅲ发掘点的主要发现和初步认识。据该地点发现的大量铁渣、炉壁、炼渣、铁片、铁制品、铜渣等遗物,结合科技分析,认为该区域从战国到西汉晚期连续存在熔铁、铸铁、制铁的作坊遗存。同时该地点可能也存在炼铜或熔铜行为。根据出土的大泉五十陶钱范,该地区在王莽时期可能存在铸钱作坊。至少从战国时期开始,齐故城内已有铁器工业,西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临淄也是新莽时期铸钱中心之一。他还从学科建设角度,探索了如何在考古工作中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与研究。

  山东大学王青教授对邾国故城出土的8件青铜器进行了介绍,包括诏版2件、货版1件、权衡1套5件。根据铭文可知,制作年代为新莽始建国元年。他对这批新莽铜器的使用进行了推测,认为权衡可能是等臂式衡器,诏版可能嵌于木量器斛的外壁。新莽铜器中,铜诏版和权衡是首次科学发掘出土,货版是首次出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很珍贵的材料。铜器的铭文内容与文献多可对应,对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币制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和度量衡发展史有重要意义。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丁见祥先生对“九梁一号”沉船的调查过程、保存状况、出水文物等情况做了详细阐述。他将出水陶瓷器分为两组,对第二组 “安平壶”瓷器进行了专门研究,通过梳理安平壶在中国、越南、日本、印尼等地的发现,推测从福建沿海出发的东洋航路经澎湖分别到达、日本、菲律宾等地,参与的贸易集团包括郑氏海商集团、荷兰东亚贸易和日本朱印船贸易。他认为,安平壶的功能除了作为实用器皿,还可能有宗教意义。丁见祥先生还分析了“九梁一号”的沉船年代和原因,认为其是在船舶操作不当、船舶属具损坏或遭遇恶劣海况等可能因素影响下,最终因触礁、搁浅而沉没。最后,丁先生指出,闽北邵武窑目前还有不少疑问,还需进一步开展工作。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莫林恒先生介绍了桐木岭遗址的发掘、研究概况。他认为,炼锌坩埚的形态存在由矮胖形向瘦长形演变的过程;桐木岭遗址和重庆忠县、广西罗城等地发现的炼锌遗存相比,以“以矿就煤”的分布原则为主,炼锌作坊各种功能结构更加完整,冶炼工艺更加科学合理。发言者使用多种室内科学分析方法,分析出矿石的成分为闪锌矿和方铅矿,坩埚底部炉渣的成分以硫化锌矿为主,使用少量氧化锌矿,并参考古文献和古法炼锌技术,对槽形冶炼炉和坩埚内矿料进行了还原。这些探索为我们研究古代矿料来源、冶炼工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撰稿:王雨夙、刘洁 图:杨志伟 审校:钱益汇)